川粉寻源：四川红薯粉的六百年蜕变史

    一碗晶莹剔透的酸辣粉，在巴蜀街头的烟火气中升腾着麻辣鲜香的气息。这碗粉的灵魂——红薯粉条，在四川被亲切地称为“川粉”。它的故事始于太平洋彼岸的物种迁徙，在川地沃土中沉淀出独特风味，更在六百年的时光里，从“救命粮”蜕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璀璨明珠。

红薯初入华夏，实为远渡重洋的异域物种。明万历年间（1573-1620），原产于中南美洲的红薯，随着海上贸易的航线进入中国南方。其中1593年福建商人陈振龙冒死从吕宋（今菲律宾）带回薯藤的记载最为确凿，他在闽中大旱之年推广种植，救民于饥荒。但将红薯真正带入四川的，则是两位心系黎民的清代地方官：1765年，广东东安县进士曾受一调任江津知县，恰逢连年大旱，他派人从广东引种红薯，并亲自下田教授百姓种植技术，被尊为“红苕菩萨”；四年后，福建籍黔江知县翁若梅依据陈振龙六世孙陈世元所著《金薯传习录》，在饥荒中推广红薯种植，获誉“红薯知县”。从此，这种耐旱高产的作物在四川扎下深根。

红薯虽解饥荒，但鲜薯难以久贮。明末清初的四川农民便摸索出了智慧方案——将红薯转化为耐储存的粉条。在郪江河畔的赛金村，明万历年间的村民已开始将本地盛产的红薯通过搅碎、磨粉、沉淀等十几道工序制成粉条1。而仁寿县甘泉村的技艺更可追溯至六百余年前，村民因“长期储存食物与改善饮食需求”而创造性地发明了红薯粉条加工法。这些早期工艺奠定了川粉的雏形：手工漏制、日光晾晒、不添杂质，虽产量有限，却凝结着农耕文明的生存智慧。

川粉技艺在清末民初迎来关键转折。甘泉村青年辛少义外出游历，足迹遍及多省粉条产区。他系统学习了至少五个地区的制作技艺，融会贯通后返乡传授乡亲。这次跨地域的技术融合，使甘泉粉条在选料、打芡、漏制等环节实现质的飞跃。同一时期，赛金村的粉条产业也进入鼎盛阶段，“家家户户皆有粉条作坊，整村产量位居全川前列”1。此时的川粉已不仅满足自给，更沿商道进入成都、雅安、乐山等城市市场3，成为四川饮食文化的重要符号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川粉产业在集体化浪潮中探索新路径。人民公社时期，甘泉村尝试扩大生产规模，但受限于设备简陋，仍难突破家庭作坊的局限。改革开放后，市场经济的冲击让传统技艺面临抉择：一方面低价木薯淀粉粉条充斥市场；另一方面，消费者对效率与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。安州等地率先引入红薯粉碎机等简易机械4，在保留传统工序精髓的同时提升效率。这一时期，“川粉”的地域性名称开始明晰——当红薯粉随乌江纤夫传播各地后，因原料差异和工艺演变，四川人对自己用纯红薯、经古法制作的粉条赋予了更亲切的简称。

进入21世纪，川粉产业在一位“红薯革命家”的推动下实现现代化跃升。1992年，曾因吃红薯患严重胃病的绵阳人邹光友辞去副区长职务，怀揣500元创业，开启了他的四次红薯革命：首次攻克精白粉丝技术，解决传统粉丝色黑味涩问题；1997年发明开水即泡的方便粉丝，颠覆百年煮食传统；继而首创无明矾配方，消除铝污染隐患；最终通过全薯营养技术，保留红薯中的膳食纤维与矿物质。他创建的光友薯业不仅年销售额突破3.8亿元，更带动60万薯农增收，让川粉从街头小吃升级为国际化的健康主食。

据黄龙川粉介绍：传统红薯粉丝制作技艺则凭借“质地匀细、久煮不碎、不添防腐剂”的特色，于2024年入选四川省农村生产生活遗产名录。而在乡村振兴战略下，赛金村、甘泉村通过“集体经济+非遗传承”模式，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生产线结合，使二十三道古法工序在标准化生产中得以延续,川粉的文化价值在新世纪被重新发现。